武汉疫情中的中南医院：他们打满全场
在一群精英医生带领下，武大中南医院于遭遇战及早预警，于相持战接管定点医院和最大方舱，于决战主持雷神山医院，以专业精神从头打到尾，并为避免下次公共卫生危机提供启示
「1 月 2 日，两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 SARS 检测都是阳性。」3 月 24 日，在武汉市郊的江夏区，雷神山医院临时搭建的板房内，54 岁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兼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向财新记者回忆起 80 多天前收到的检测报告，依然眉头紧锁，「我感觉到要出大事了，SARS 回来了。」
17 年前还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的王行环，对 SARS 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他的电脑里保存着一份 2003 年 SARS 大事记。武汉「封城」前，他多次将这份大事记打印下来送给相关政府部门，或者通过微信发给他能接触到的官员。「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作为武汉大学的附属医院，中南医院在这座早年开埠的江城中历史算不上悠久，3900 名员工和 3300 张编制床位的规模也不算大，然而，就是这样一家由一群精英医生管理的医院，在这场病毒来势之汹、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面临挑战之大都史无前例的非常战争面前，秉持「大医精诚、敬畏生命」的医学专业素养，早预警，早隔离，早准备，在抗疫战中承担了武汉市最大救治量的任务，不仅将本院变成了整座城市最大的传染病医院，还以一己之力同时承担着四家医院的运行，最多时提供了 5400 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王行环把武汉抗疫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对战争周期的阐述，划分为四个阶段：战略准备期、战略防御期、战略相持期和战略反攻期。在这个没有硝烟却处处暗箭的战场上，中南医院从头打到尾，和 9 万武汉医护人员、4 万医疗救援队员以及 900 万武汉人一起拯救了这座城市，为全国乃至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这无疑也是一场惨胜。50008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2575 名死亡病人，还有一段没有声音和颜色的岁月，武汉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官僚主义、监管失位、忽视公共卫生，在凶猛的病毒进攻面前显露无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3 月 10 日来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补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短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要着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王行环对财新记者表示，习主席亲自指挥的举国抗疫已在国际上率先取得成功之际，重要的思考是我们从灾难中能学到什么、需要做哪些改进，既包括医学也包括各国治理，未来新的疫情来犯之时，于早期就抑制住它。「从国际的维度看，全球的政治家、专业人士和民众都缺乏应对如此大规模疫情的经验；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前两次大瘟疫分别是自 1347 年的黑死病和自 1918 年的大流感，全球各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可算人类第三次大瘟疫，前两次间隔 500 多年，本次间隔仅仅 100 年，人类作为共同体，在传染病面前是强大了还是弱小了呢？人类医学、科技、文化与各国国家实力的巨大进步该反思什么呢？难道『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惟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任何教训』吗？」
「另外，人们对这种新发传染病病毒 2019-nCoV 的认识还十分有限，比如法国的新冠肺炎患者嗅觉味觉丧失是重要症状之一，美国的临床病例也发现了嗅觉味觉障碍，但中国 8 万多新冠病例却基本没有听说类似症状。」他说，「一方面，我们还在坚守阵地，把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送出医院；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两个月与几十个国家的医生、学者举行了上百场视频连线，向国际同行介绍我们在快速诊断、医疗救治、疫情防控等方面探索的经验。我们的这些努力，包括对这场抗疫战争的回顾和国际学术交流，目的都是为了向前看，推动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完善传染病防控救治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如果再有下一次病毒侵袭，人类能防得住。」
如何避免下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灾难重演，这并非一个人、一家医院的力量能够达成的，但透过中南医院的故事，我们至少能窥见如何做得更好。
遭遇战：摸清「敌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是武汉四大医院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两家附属医院——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都位于汉口，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三四公里，而武汉大学的两家附属医院——人民医院和中南医院均位于武昌，与华南海鲜市场隔着长江，并不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
中南医院医务处处长潘振宇回忆，他第一次知道「不明原因肺炎」，还是在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4 点收到一份《市卫健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清查上报近一周内收治的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潘振宇立即报告院领导。当天晚上，中南医院的急救中心、呼吸科等重点科室即开始排查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相似病例。
12 月 31 日上午 9 点，中南医院副院长袁玉峰带领医务处、门诊办公室、院感办、公卫科，就不明原因肺炎防控情况开展院内督察，此时接到呼吸科电话，报告发现两例可疑病例，两人均有发烧、咳嗽及肺部磨玻璃症状，其中一人虽然家住武昌，仔细询问后得知患者是华南海鲜市场的鱼类批发商，另一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直接接触史，但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曾经去过他家。
中南医院立即给武昌区疾控中心及武昌区卫健局医政处报告，同时在院内启动不明原因肺炎防控工作小组，新建「肺炎应急」微信群。当天接近中午时，袁玉峰召开工作小组会议，要求在全院范围重视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报告和疑似患者隔离工作，同时筹划加强发热门诊的排班，必要时进行扩大改建，并要求医院检验科主任李一荣教授采购检测试剂盒。会后李一荣向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达安基因，002030.SZ) 订了两盒 SARS 检测试剂。达安基因是以分子诊断技术为主导的生物制品公司，该公司一位张姓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证实，12 月 31 日他们向武汉发去三盒 SARS 检测试剂盒，每盒 24 人份，其中两盒发往武大中南医院。
2020 年 1 月 1 日，中南医院呼吸科给两例疑似病人做了肺泡灌洗液采样。肺泡灌洗是一种清除肺泡内炎性分泌物、改善呼吸功能的治疗方法。对下呼吸道和肺部疾病来说，肺泡灌洗液中的病原体含量高于咽拭子。呼吸科主任程真顺教授告诉财新记者，当天他们将样本送往第三方检测机构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做基因测序，希望利用华大基因的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找出病原体。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是「基因测序第一股」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华大基因，300676.SZ) 的全资子公司。
1 月 2 日，程真顺就接到华大方面的电话，口头告知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与 SARS 基因序列同源性接近 80%。「SARS 的传染性很强，这个病毒与 SARS 同源性 80%，我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程真顺说。同日，两名疑似患者的 SARS 试剂盒检测结果也呈阳性。程真顺立即将结果汇报给医院领导，医院又马上报给武昌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卫健委。当天下午，武汉市卫健委即派出三名专家来到中南医院会诊。随即两名病人转入金银潭医院。
与此同时，中南医院加大筛查力度，1 月 3 日又发现三个疑似病例。据王行环介绍，这是一个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经内科住院的 92 岁老父亲率先发病，他的儿子、儿媳也先后住院，三人症状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征相似，但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SARS 试剂盒检测同样显示阳性。「这三人是聚集传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我们就判断这个病肯定会人传人。」
作为武汉大学的临床医院，除了临床医疗，科研也是中南医院的重要工作。中南医院检验科主任李一荣告诉财新记者，1 月 2 日，医院和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跨部门科研团队开始病毒样本微量建库、二代高通量测序及比照分析数据等工作，1 月 7 日凌晨完成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1 月 7 日下午将检测结果报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据央视 1 月 9 日报道，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牵头的「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截至 2020 年 1 月 7 日 21 时，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经核酸检测方法共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结果 15 例，从 1 例阳性病人样本中分离出该病毒，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冠状病毒形态」。
财新记者的调查显示，除了武大团队，此前至少有四个团队独立获得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2019 年 12 月 27 日，广州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从一份 12 月 24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送检的病例样本中组装出接近完整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1 月 11 日由合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上传至全球流感病毒共享数据平台 GISAID；2019 年 12 月 30 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收到金银潭医院送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肺泡灌洗液样本，2020 年 1 月 2 日确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 月 11 日上传至 GISAID；2020 年 1 月 3 日，华大基因对 2019 年 12 月底从武汉两家医院获得的三个样本病毒都完成了高深度的全基因序列测序；1 月 3 日，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永振教授团队收到合作单位武汉市疾控中心快递的一份武汉市中心医院病例样本，1 月 5 日凌晨检测出一种新型类 SARS 冠状病毒，并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全基因组序列，1 月 11 日将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学组织」Virologic.org 网站。
李一荣告诉财新记者，武大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研究团队直到 1 月 23 日才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上传至 GISAID。「因为有关部门不允许私自做病原学检测，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结果，我们发布信息很谨慎。」
中南医院呼吸科前主任、首席专家杨炯教授在 2003 年参加过抗击 SARS，这一次临危受命，退休后再次站到第一线。他说：「17 年前的 SARS 在发病四个多月后才查出病原体，现在我们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进步，临床医生们也更警醒，半个月内就发现了新冠病毒，可惜还是没有防住疫情大暴发。」
传染病填报拉锯战
发现「敌情」立即上报，是预防传染病的关键。目前医院系统的传染病疫情报送大致可分为两种途径，一是网络直报系统，二是向属地卫健疾控部门报送纸质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
「网络直报系统」全称是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自 SARS 后国家耗费巨资打造，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运行。2014 年中国疾控中心一篇新闻稿显示，该系统历经十年发展，其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全国 100% 的县级及以上疾控机构、98% 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报告。
不明原因肺炎不是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但也在该网络直报系统「其他传染病」子项中，属于重点监测对象。根据 2007 年原卫生部印发的《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医务人员发现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汇报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 12 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确诊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
然而，多位中国疾控中心人士透露，1 月 3 日–10 日，武汉曾通过网络直报上报过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后面忽然停了，直到 1 月 20 日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后，才在 1 月 24 日左右恢复网络直报。
事实上，在湖北省新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 2019 年 12 月 27 日–29 日相继向属地卫健疾控部门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 2019 年 12 月 29 日命令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12 月 30 日下午，武汉市卫健委向各医疗机构先后下发两份内部通知《市卫健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前一份提醒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医疗机构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后一份则要求加强责任领导，规范医疗救治，严格信息上报，按要求及时向辖区疾控部门上报有关信息，并同时报送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这等于将不明原因肺炎疫情报送全部纳入属地行政官僚系统掌控之内。
传染病报告卡的属地管理上报流程，是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5 年颁布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不明原因肺炎在报告病种之列，在医生通过医院内部信息系统报告传染病病例之后，由医院专人收集并核对传染病报告卡，根据规定正确及时地完成网络直报和属地报卡。财新记者了解，目前属地报卡的流程是：医生发现可疑传染病例，首先要经院内专家会诊，不能排除时医院要向属地卫健部门报告相关病例，由卫健部门组织专家会诊，通知属地疾控中心进行流调和取样检测后，经卫健部门确认通知，医院才能正式向属地疾控部门网报传染病报告卡。
在中南医院，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由医务处公共卫生科执行。潘振宇告诉财新记者，收到武汉市卫健委上述两份内部通知后，12 月 31 日院内梳理出了两名疑似患者，公共卫生科随即依据传染病报告属地管理规定，向武昌区卫健局和武昌区疾控中心上报。经过院内会诊、武昌区卫健局组织的区级专家会诊及武昌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采样，详细询问了两名病人的发病经过和接触史，并留取患者咽拭子样本送武汉市疾控中心实验室。1 月 2 日和 3 日，武汉市卫健委通知中南医院将两名疑似患者相继转入金银潭医院，但没有提供采样检测结果，也没有答复如何进行传染病直报问题。
在潘振宇看来，早期卫健疾控部门对上报的病例比较重视，对中南医院发现的前五例都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专家会诊。随着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患者越来越多，他渐渐感到申请区级会诊越来越困难。1 月 4 日，潘振宇收到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一份白色封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手册》(下称白皮书)，手册中的第一份文件《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定义一共四条：发烧；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 3 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
该诊疗方案称，同时具备这四条，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满足前三条即可。华南海鲜市场当时被认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确实大部分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白皮书收录的第二份文件《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则比《试行诊疗方案》要求更为严格，不仅要有以上四条临床表现，更需要同时具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者，才能纳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上报之列。
「仅华南海鲜市场一条就排除了我们大部分疑似病例。」杨炯说，中南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一二十公里，初期接收的疑似病例大多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具有明显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临床表现，然而区专家会诊拒绝认定他们属于不明原因肺炎，无法转诊至金银潭医院，亦无法再将样本外送进行基因测序。中南医院不得不让杨炯牵头院专家组对所有病人进行排查，同时在急救中心、呼吸科和 ICU 改建隔离病房，将疑似病人全部转入。1 月 8 日、9 日，隔离区住院人数先后达到 8 人和 16 人，1 月 10 日已增至 20 人。
急救中心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1 月 6 日他们接到一位从黄冈转来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人，这位胡姓患者之前被多家医院拒收，当时已是重症病人，呼吸困难，氧饱和度低于 90%。经过专家会诊，中南医院决定接收，病人先在急诊抢救室过渡了一天，同时迅速改造 ICU 隔离病房。「收不收这个病人，我们讨论了很多。不收这个病人，他实在没地方去了；如果收这个病人，这个病很高概率是会传染人，得做好严格的隔离措施。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收下这个病人。」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 主任彭志勇教授说。
1 月 7 日，那名黄冈病人转入 ICU 隔离病房。当晚彭志勇接到黄冈一家医院的电话，他们医院有个员工住进 ICU 了，病症类似 SARS，请他过去看看。「1 月 8 日，我到黄冈这家医院，看到那个病人我就知道也是新冠肺炎病患，他们科室还有两个人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我就告诉他们要小心点，这个病是会传染的。他们按照我的指导把三个病人隔离了。」彭志勇说。ICU 收治这位重症病人的当日，中南医院再次向有关疾控部门上报，要求他们来采样检测。
有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1 月 9 日，中南医院公卫科曾在网络直报系统上报填写了两例不明原因肺炎，系统显示提交成功，然而后来发现 1 月 9 日提交的网络直报资料被删除了。潘振宇对此不予置评，只是说：「我们医院层面肯定没有删除。」武汉一位区疾控中心人士向财新记者确认，这个直通中国疾控中心的直报系统，区、市、省三级卫健委和疾控部门都能看到属地医院在系统中报送的病例，但区和市一级无权删除。
财新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1 月 11 日，中南医院公卫科向武昌区卫健局和武汉市卫健委一次性上报了 21 名疑似病例。严格按白皮书的入排标准，任何一个都不能算「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但是中南医院专家组一致认为，从临床表现看，这些病例都是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疑似病例，潘振宇特意要公卫科负责上报的工作人员在 21 个疑似病例后注明为「医院检测病例」——这些病例最终如何认定不得而知。
1 月 12 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三人专家组到中南医院。「专家组说临床表现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入排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彭志勇说。
事实上，自 1 月 11 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次通报 41 例新冠肺炎病例，1 月 12 日湖北省卫健委又发布新的新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发现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局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也就是说，比之前已经繁琐的属地报卡程序又增加了市省两级会诊和检测。
1 月 12 日–17 日的湖北省「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的每日例行通报均称前一日「本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没办法上报新增病例，另一方面，中南医院接收的临床疑似病人越来越多。1 月 12 日，中南医院住院隔离疑似病例达到 45 人，1 月 13 日增至 55 人，1 月 14 日为 62 人。「光我们一家医院的疑似病例就超过了武汉市当时通报的 41 个确诊病例。」王行环院长说，「但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填报成功与否，不由医院决定，我们只好全部按照传染病要求进行隔离和诊治，尽力做好医院的事。」
提前进入战时状态：早隔离、早准备
1 月 2 日两名呼吸内科病人 SARS 检测呈阳性，1 月 3 日又排查出一家三口聚集性感染，且三人均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王行环预感「要出大事了」。他要求从即日起中南医院开启「战时总动员」，按照 SARS 级别防控「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疫情——这比 1 月 20 日国家防控疫情总动员早了 17 天。
战时总动员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改造并扩大发热门诊。负责门诊和急诊的中南医院副院长赵剡教授介绍，1 月 3 日，他们首先改造了医院的发热门诊。中南医院原来的发热门诊和感染科门诊连在一起，发热门诊面积偏小，医院不明原因肺炎防控工作小组商议后决定，把感染科门诊搬到门诊楼六楼，所有区域重新按照「三区两通道」的传染病院感要求进行改造，增加了诊室和留观病床。
1 月 4 日，改造好的发热门诊开诊，医务处组织 20 名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作为第一梯队，承担发热门诊的工作，并制定发热门诊接诊流程，当天发热门诊接诊人数就达到 124 人，1 月 5 日又增加到 137 例。
45 岁的赵剡同时兼任中南医院急救中心主任，他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巴黎 Pitie-Salpetrere 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2005 年被引进回国，将中南医院急诊科改造为国内第一家法国模式的急救中心。该中心于 2006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时，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共同剪彩。2012 年，赵剡获得法国国家功绩骑士勋章。
与赵剡一样，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也还兼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事实上，整个中南医院管理层 12 名成员，除了一位兼任党委副书记的纪委书记和一位总会计师，其他 10 人都是院内各科室的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党委书记张元珍教授是妇产科首席专家，党委副书记林军教授是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六位副院长也分别是神内、神外、急诊、肝胆、骨外和肿瘤科主任医师，就连所有医院里工作最忙、麻烦最多的医务处，处长潘振宇也是每周都要出门诊、上手术的骨科主任医师。长期在一线诊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专业知识，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一次严重瘟疫危险的逼近。
1 月 6 日，星期一，中南医院上午例行召开党政联席会，12 名党政负责人一致同意王行环提出的医院立即启动按 SARS 的诊疗和内控机制进行防控：要求立即改建扩建隔离病房：立即全院筛查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进入隔离病房，委派由感染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急救中心和儿科等五大科室主任组成的专家组指导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的诊疗工作；立即由呼吸科主任程真顺牵头制定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院内报告及诊治流程，并制作相关诊疗方案的培训课件，通过医院办公系统分发给所有医务人员全员培训，规范各科室或部门相应诊疗流程，对疑似的发热患者「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立即采购 N95 口罩、防护服等安全防护物资及医疗设备。
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湖北省急危重症移动 ECMO 支持中心主任夏剑介绍，1 月 6 日，中南医院急救中心的急诊重症监护室 (EICU) 率先改造成隔离病房，用木板阻断隔开，腾出 16 张床位，专门收治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 月 8 日，急诊隔离区入院 5 名疑似病人，第二天猛增到 12 人，到 1 月 10 日床位就已基本住满，陆续入院的新冠肺炎病人就留在急诊抢救室。两三天时间，急诊重症病房 16 张床位、急诊抢救室 7 张床位都住满了重症病人，留观室也塞进了四五个病人。最高峰时期，急救中心收治了 20 多个新冠肺炎病人，25 个急诊医生、50 名护士围着这 20 多名新冠肺炎病人 24 小时轮班转。
重症医学科的 ICU 病区也在 1 月 6 日开始大规模改造。中南医院 ICU 三个病区一共有 66 张床位，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专门安排一个病区 16 张床位进行隔离改造。彭志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有人说 ICU 床位有限，预留 16 张床位有点浪费，「我觉得一点也不浪费」。1 月 12 日之后，16 张 ICU 隔离床位也很快住满了疑似病人。
1 月 11 日，中南医院感染科将一层楼改造完成的隔离病区也开始接收病人，后来又开放了三层，一共改建了四个隔离病区。1 月 14 日时感染科隔离病房在院人数增加到 32 人。
没有改建隔离病房的呼吸科有 16、17 两层楼，在早期缺乏核酸检测时，他们先把病人集中到通风条件较好的 17 层，程真顺和杨炯逐一把关，看片子筛查，把疑似病人转入隔离病房。杨炯透露，早期他们筛选出来的 40 个疑似病人，后来通过核酸检测都是阳性。
中南医院的防护物资储备也早早启动。分管设备的副院长、肝胆胰外科主任袁玉峰介绍，因为平时较少用到防护服，医院一年的总储备少于 1000 套。12 月 31 日他们在采购 SARS 试剂盒的同时，也开始跟供货商协调防护物资采购。1 月 2 日，6000 只 N95 医用防护口罩备货入库。医院启动战时总动员后，袁玉峰指令设备处开始大规模采购，到 1 月 9 日又入库了 6000 只 N95 口罩和 850 件医用防护服。
1 月 10 日左右，疫情在武汉一线医院已经不再是秘密，中南医院开始更大规模采购。1 月 13 日–15 日，中南医院又入库 18850 只 N95 口罩、8400 件防护服、4300 双靴套。袁玉峰仍然每天都要盯着设备处四处买物资。到 1 月 20 日的院党政联席会议上，袁玉峰汇报，已经储备了 46850 只 N95 口罩、12200 件防护服和 5800 双靴套。「我当时还觉得我买得挺多的，医院很多年都没有买这么多医用口罩、防护服。结果王院长说，『我叫你大量买，是以 10 万为单位，你连一个单位都没有买到。马上行动，快去尽可能多搞防护物资。』」袁玉峰说。
散会后，袁玉峰立即和生产厂家谈合同，把武汉厂家的仓库储存搬回医院仓库，又追加了大批订单，可惜很多在年后就断供了。此外，中南医院设备处应急库房里原来就有 4 台呼吸机、14 台监视仪、22 台注射泵和 2 台床边心电图机，在 1 月初开始的这波紧急采购中，他们又在院专家组的指导下，增加储备了 15 台呼吸机、26 台监护仪、20 台呼吸湿化治疗仪、3 台除颤仪、24 台注射泵、4 台床边心电图机、2 台移动 DR (数字化 X 射线摄影医疗诊断设备) 和 1 台可视喉镜。
「封城」前这些总金额达到 1500 万元的大采购，在「封城」早期起到了救命的作用，不仅避免了一线医护人员「裸奔」，也为救治新冠肺炎病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打仗要有战略眼光，按照 SARS 级别防护，那就要按照 SARS 级别提前准备医用物资。我让医院采购上千万元防护物资，他们开始觉得我有点冒险，我觉得肯定要，事后证明还远远不够。」王行环说。
大战前的再预警
病人像滚雪球一样涌入中南医院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到 1 月 14 日，中南医院紧急开辟的急诊隔离病房、ICU 隔离病房、感染科隔离病房住满了高度疑似新冠肺炎患者。
夏剑作为中南医院发热门诊专家组成员，从 1 月初开始每天要往发热门诊跑十多趟，后来干脆坐在发热门诊后台审核病例，「发热门诊人挤人，每天要看 200 多人，我在后台看 CT 片子，大多呈现磨玻璃状、块状阴影，还有不规则状阴影，最危险的是大白肺，都不用做核酸检测，就知道是那个病。」
王行环私下和武汉其他医院交流，各家情况基本类似，肺部磨玻璃甚至大白肺的病人越来越多。1 月 10 日左右，武汉多家医院出现了医务人员感染，中南医院第一例医务人员感染是在 1 月 8 日——是一名放射科技师。
「病人家庭聚集性感染，医务人员感染，这些都是人传人的证据。」王行环 1 月 8 日到北京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他牵头的「微创等离子前列腺手术体系的关键技术与临床应用」获得 201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 月 10 日在人民大会堂领完奖后，他就急着往回赶。
经历过 SARS 的王行环，越来越频繁地翻 2003 年 SARS 大事记，「我越看越觉得，这次新冠病毒和 SARS 何其类似，我越来越焦虑，感觉要大祸临头了。」
在得知隔离病房里收治的疑似病例 1 月 13 日已经达到 55 人后，1 月 14 日，王行环联系了一位相熟的省领导，「我认真看过病人的 CT 片子，他们确实是新冠肺炎，而且这类病人越来越多，医院床位快住不下了。现在有关部门说这个病可防可控、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我认为这个判断肯定是错的，再不阻止，就要出大事了。」
放下电话，这位正在开省人大会议的领导立即赶到中南医院。王行环跟他详细分析了事态的严重性，并送给他一份 2003 年 SARS 大事记。「他说会回去向省委汇报，走的时候面色非常凝重。」
1 月 14 日下午，湖北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一位官员带队来到中南医院，在隔离病房挨个查看疑似病人。「他穿着隔离服亲自数人头，怀疑我们报太多了。」赵剡对财新记者说，当天晚上，武汉市卫健委一位领导带着四名专家也来到中南医院，审查疑似病人的病历，「他们对着市卫健委白皮书里的入排标准逐一排查病历，首先是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排除掉，然后细细审查其他项目，这条不符合，那条不符合，硬生生砍掉了一大半疑似病例」。
1 月 14 日，中南医院隔离病房在院疑似患者增加到 62 人。1 月 15 日，心急如焚的王行环再次给武汉市人大一位领导打电话，把跟省领导说的话又讲了一遍，并将 2003 年 SARS 大事记用微信转发过去，告诉对方这次跟 SARS 的严重性是一样的。这位市领导表示将会向市长、市委书记汇报。
第二天一早，武汉市卫健委负责人来到中南医院。王行环再次向他介绍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念了 2003 年 SARS 大事记里的一段：2003 年 4 月 3 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SARS 可控；2003 年 4 月 20 日，中央免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卫生部长张文康职务。
杨炯记得，1 月 18 日过小年的时候，武昌区一位副区长到中南医院慰问专家，王行环很直接地问副区长：「SARS 又要来了，你们准备了多少口罩、多少病床？」
1 月 17 日是湖北省「两会」结束的日子，武汉市开始恢复新冠肺炎病例通报，武汉市卫健委从中南医院的隔离病房一次性转走 10 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到金银潭医院，同时核酸检测权也从中国疾控中心下放到湖北省疾控中心。但由于每天检测量只有 200 多人份，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对各家医院的核酸检测名额进行了限制。「我们医院实事求是填报，在『封城』前武汉市确诊病例的 40% 是我们医院提供的。」赵剡告诉财新记者，「病毒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我们能做的就是实事求是。」
1 月 8 日–17 日，国家卫健委派的第二批专家组在武汉医院考察，行程不包括中南医院。中南医院的医生们无法理解，为何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得出的结论依然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些专家在武汉也去了不少医院，但没有来中南医院，如果他们来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情况很严重，已经有医务人员院内感染了，他们如果私下问过其他医院，医生也一定会说的。」杨炯认为，这些国家专家组的专家都有精湛的诊断能力，如果去病房看看病人、查查病历，也都能分辨得出来。
1 月 18 日晚上，王行环听说国家卫健委派出第三批以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为首的高级别专家组抵达了武汉。王行环和李兰娟院士熟识，他 1 月 19 日一大早就开车赶到李兰娟下榻的酒店陪李兰娟过早。
「一见到李兰娟院士，我就告诉她情况超出想象的严重，武汉的新冠肺炎病人远远超出通报的数量，可能 SARS 重来。正说着，钟南山院士也来餐厅吃早饭，我把大量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积压和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又跟钟南山院士说了一遍。我还告诉他，根据我们巡诊了解的情况，武汉以外的湖北市县情况也很严重，但由于没有做核酸检测，没有上报一例。钟南山和李兰娟听了后都面色凝重。」他说。
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同期抵达武汉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高级专家组。1 月 18 日，湖北省卫健委通知中南医院，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武汉的考察行程包括中南医院。当时中南医院是武汉惟一建成规范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的医院。中南医院如实向世卫专家组介绍了情况。
曾有一天夜里，有领导给王行环打来电话，王行环表示：「有人批评中南医院不讲政治，我认为讲政治就是要站在维护老百姓生命安全的国家利益大局上，站在党中央的政治高度。而如果站在局部利益上，才是不讲政治。」王行环回忆，对方没有反驳他，只是问了一句：「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王行环斩钉截铁地回答：「真的很严重。」
「真的有这么严重？」——王行环找了很多领导反映疫情，这是得到最多的一个回应。王行环觉得很悲哀，「领导要求专家讲政治，有些专家就把讲政治理解为把疫情往小了说，可防可控，不人传人，然后又是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结果领导也信了，反而怀疑我们一线医院反映的情况。」他认为，正是这种现象，导致决策轻视忽视，浪费了 1 月 20 日之前宝贵的半个月黄金防控期。
王行环告诉财新记者，他小时候家里穷，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放牛娃，深感普通人生活之艰辛，考大学报医学志愿，决定悬壶济世为老百姓做实事。「如果我读了大学，走出农村了，反而不说实话，那我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那还不如回家种田去。」
决意实话实说的王行环，1 月 19 日深夜召集医院领导班子，熬夜赶出一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建议书，1 月 20 日一大早标注「特急文件」送给省委有关领导。在这份特急件中，中南医院指出：「我们认为现阶段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加之目前正值冬季，春节期间人员流动范围大，疫情具备快速蔓延条件，有失控的可能性。」
中南医院向省委提出六点建议：一、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特别重大 (I 级) 卫生事件处置办法，尽快动员进入 I 级防控状态；二、动员一切厂家加大对口罩、防护服的生产，可能即将面临物资紧缺、疯狂抢购等现象；三、成立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总指挥，做好长达五个月以上的持久战准备；四、采取与 SARS 后期相同级别的防控措施；五、简化筛查流程，对疑似病人尽快完成检测，对疑似病例与确诊病例都必须进行隔离治疗；六、防控可能出现持久战，保持医务人员战斗力成为当下关键，医疗机构因为顾虑被追究防控措施不完善的责任，存在对院内医务人员感染不报的情况，长此以往将形成医务人员战斗性减员和士气低下的氛围，对未来的疾病防控极为不利，应鼓励医疗机构如实上报医院人员感染情况。
对于持久战应该如何打，中南医院还建议了多项具体防控措施：通过官方媒体每日告知市民有效的防控措施与方法，告诫市民本次疫情的严重性；增加定点救治医院，采取集中诊治，同时马上启动快速建立类似北京 SARS 期间小汤山定点医院的独立简易隔离定点医院；全面放开检测单位，放宽检测范围，对所有发热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加强诊疗方案与院感防控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新冠肺炎的早期识别诊断治疗能力。
特急文件的末尾，王行环又附上了一份 2003 年 SARS 大事记，并标注：「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1 月 19 日，钟南山、李兰娟等专家组成员赶回北京后，连夜见了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李兰娟近期接受《中国卫生》杂志采访时透露：「到达武汉后，我与当地的医院院长和有关专家进行交流，了解到有较多的医务人员被感染，也到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以及海鲜市场周边察看。我就意识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存在人传人，人已经是传染源。」
1 月 20 日上午，钟南山和李兰娟列席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向李克强总理汇报了对武汉疫情的研判和如何防治等具体意见建议。会后，国务院作出决定，将新冠肺炎按照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1 月 20 日下午，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布置了全国联防联控的工作要求。1 月 20 日晚上，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公布「肯定会人传人」，新华社发布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重要指示的新闻通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正式打响。
艰难的战略防御：决战七医院
1 月 20 日，世界卫生组织高级专家组来到中南医院，考察发热门诊、筛查、隔离、收治全流程。医生们向世卫组织专家介绍了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情况和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世卫组织专家充分肯定了中南医院的防控措施。
赵剡告诉财新记者，他们给世卫组织专家看的都是实情实景。据夏剑回忆，当时发热门诊的病人数已经达到一个高点，每天要看 400 人左右，尽管早有准备，但发热门诊已经是超负荷运作，医生护士疲惫不堪。「武汉各个区过来看病的都有，感觉发病的人数看不到尽头。」夏剑说。
王行环则透露了一个细节，「封城」前期，省里一位主要领导到中南医院视察，提到湖北省要向国家物资储备局打报告申请 3000 万个口罩，王行环立即就反驳，「3000 万个口罩够什么用，武汉市民 1000 万，一人派一个口罩，三天就用完了。」省领导当场僵住。
1 月 20 日，武汉成立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部署全市防控工作。当天，汉口医院成为第三家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再加上原来的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合计提供 800 张床位，其他市属医疗机构也将腾出 1200 张床位。然而，这 2000 张床位很快就被如潮的病人淹没。1 月 21 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宣布整体征用汉口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市第四医院西院、市第五医院、市第七医院、市第九医院、武昌医院等七家医院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其门诊部全部作为发热门诊，集中接诊全市发热患者，并采取「7+7」模式，即由同济、协和、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等七家大型三甲综合性医院，与这七家市属二级医院结对子，腾出 3400 张床位。
根据「7+7」政策，中南医院负责托管七医院，副院长袁玉峰主动请缨，1 月 21 日就带队进驻七医院。
七医院是武昌区的一家二甲医院，平时门诊量每天不到 300 人，一栋老楼年久失修，一栋新楼四个病区有 180 张病床，再加上 ICU 的 10 张可用病床，一共 190 张床位。袁玉峰摸清情况后，考虑到七医院人员和技术力量不足，就跟七医院院长商量，决定由中南医院主导七医院的抗疫工作。
当天王行环院长也专门去了一趟七医院，开门见山地跟七医院严院长说：「中南医院接管七医院是来真的，你们要渡过难关，你就得辅佐袁玉峰。」七医院严院长也陈述了医院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医院人手太少，也没有防护物资。」王行环拍板：「政府物资到来之前，由中南医院全部提供。」
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要求，七家区级定点医院 1 月 23 日早晨开诊。1 月 22 日一大早，七医院贴出普通门诊停诊通知，袁玉峰带着人开始改造七医院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按照「三区两通道」建设，隔断发热门诊。他还叫来几位副院长和科室主任帮忙，帮助成立医疗救治组、院感防控组、物资供应组、数据信息组等七个工作组。赵剡看到七医院的电脑系统老旧，就从中南医院拉来一批电脑，临时改进了七医院的医院管理系统，甚至部分输液架也是从中南医院紧急运过来的。
到了 1 月 22 日傍晚，病人在新闻中看到七医院改为定点医院的消息——当时整个武昌区只有两家定点医院，纷纷涌来排队。袁玉峰还在发热门诊指挥装修，就有病人进来拉着他的衣袖问什么时候开诊，当时袁玉峰并没有穿防护服。
尽管宣布第二天一早 8 点正式开诊，在门外排队的病人越来越多，到晚上 9 点，等待的人群已经有上百人。那天天气很寒冷，下着小雨，袁玉峰看到发热病人哆哆嗦嗦站在寒风中，心情十分焦急，抓住装修负责人要求一个小时后必须腾出几间诊室和隔离病区。晚上 10 点，七医院发热门诊的两个诊室开门接诊；11 点半，隔离病区一病区开始接收病人，成为武汉市首家正式开诊的「7+7」模式发热患者定点医院。从 1 月 22 日晚上 10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七医院一共接诊了 113 名病人，收治入院 24 人。
1 月 23 日一早，更多病人涌来。「等着看病的队伍在门诊前的空地上折了几个弯，一直延伸到院前的马路上。」袁玉峰看到很多老人在雨中互相搀扶着排队，心酸得不行，他抄起手机给武昌区区长余松和副区长向悦打电话，要求政府在医院楼外搭建一个露天遮雨棚，为看病的人遮挡一下风雨。「尽管当时已近年关，遮雨棚采购和安装都很难，但他们没含糊就带人过来了，一晚上就把棚子搭起来了。」
1 月 23 日，七医院发热门诊接诊量达到 1311 人，1 月 24 日 1366 人……上千人的单日门诊量持续了整整十天，是原来七医院日门诊量的四五倍。
医生护士不够，袁玉峰安排七医院所有医护人员全员紧急培训上岗，从中南医院调来了 160 多名医务人员，又紧急联系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省内外医疗队资源支援。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22 人组成的医疗队进驻七医院；第二天凌晨，河北医疗队 150 人抵达。
病床不够，袁玉峰边收治、边改建，二、三、四隔离病区相继于开诊第二天和第三天开放。190 张床的隔离病房很快住满，袁玉峰和中南医院副院长李志强教授又指挥工程队将年久失修的七医院旧楼重新改造……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病人没办法收治住院，每天都接到很多求助的电话，袁玉峰说那时候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以前做外科医生，觉得自己手中一把手术刀很牛，但在那个时候没床位收病人，医生和病人都很绝望。」
让人头疼的还有防护物资。袁玉峰刚到七医院时，医院库存的 N95 口罩仅 900 个，防护服 1000 套，而发热门诊、留观室和隔离病房高峰时期每天要消耗 600 个–800 个口罩和防护服，七医院的库存仅够用一天。从「封城」到 2 月 1 日，是防护物资最紧缺的时候，政府的物资供应常常无法到位，七医院绝大多数的防护用品是从中南医院的仓库里拉来的。袁玉峰管着中南医院和七医院两家医院的物资仓库，「我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仓库，清点口罩有多少、防护服有多少。一开始是每天清点一次，最紧缺的时候是半天清点一次。」袁玉峰说，自己在这次抗疫期间学会了精打细算，为了用好物资，他让医务处和护理部每天分病区计算病人量、护士和医生倒班次数，还有保洁和保安人员数量，以此核定每天每个病区消耗，精确到个位数，各病区按数配发。
即使如此精打细算，前期中南医院储备的数万个口罩和防护服还是很快见底，袁玉峰请求自己在上海、深圳等地的同学帮忙买口罩，但是当地实行医疗物资限购，运不出来。最惨的 1 月 27 日，七医院的库存只够支撑一天。
48 岁的袁玉峰身材魁梧，他说自己是个内心强大的人，前几年父亲生病，他亲自给父亲主刀做手术，心里都很平静。但在七医院救援期间，他几近崩溃。病人拥堵发热门诊，绝望地祈求住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够，24 小时疲惫地接诊……他看着无助的病人难受，又担心医护人员感染，「当时心里真没底，不知道能不能过这个关」。
幸运的是，武汉大学校友会给了中南医院强大的支持，使得中南医院和七医院防护物资没有断供。只要一有从海外买来的口罩、防护服，校友会负责人就会打电话让袁玉峰去取，有一次袁玉峰让人开着公交车去领物资，塞了满满一公交车。袁玉峰还安排设备处组成物资搜寻组，每天听到哪里有社会捐赠物资的消息就赶紧去领，有时候只是一箱口罩、几十套防护面罩，领物资的人也很开心。
据王行环透露，有一次，社会爱心人士定向捐赠给中南医院一批防护物资，中途被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红会称防护物资弄丢了，中南医院报警都没找回来。于是中南医院负责物资捐赠的工作人员带着 20 个医务人员到机场，直接从红会仓库里「抢」回了防护物资。「红会丢了我们的东西，丢的是我们的命。」王行环说。
2 月 2 日是七医院的转折点：政府供应跟上来了。袁玉峰松了一口气。「如果没有我们前期储备的防护物资，没有校友的捐赠，七医院根本支撑不下来。」他回忆，也是在 2 月 2 日，首例治愈患者从七医院出院，忙乱的日子在 2 月 2 日前后开始缓解。「基层动起来了，按照分级诊疗，病人由社区、街道送到医院来看病，病人不再跨区跑，传染源控制住了，才感到疫情有希望控制住了。」
2 月 18 日，七医院首次达到出入院平衡，实现了从「人等床」向「床等人」的重大转变。与其他「7+7」模式医院不同，中南医院托管七医院，一直坚持到 3 月 14 日七医院送走最后一批新冠肺炎病人。从 1 月 22 日晚开诊至 3 月 14 日，七医院累计接诊发热患者 17613 人，收治住院患者 656 人，其中危重症患者占到四成。
「接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动真格地做。」袁玉峰说。
战略相持：接管方舱医院
在赵剡眼里，新冠病毒虽然是个新病毒，但对应的方法并不比 SARS 更难。「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些是我们应对 SARS 总结的经验。」
赵剡把武汉抗疫分为两个阶段，以 1 月 20 日发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正式打响为分水岭，「在习总书记讲话之前，我们一线医生是绝望的，病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我们预感这个事情要死很多人，我们拼命救人，但不阻断传染源，我今天治好 100 个人，明天涌来更多病人，很绝望。」
赵剡说，「习总书记讲话后，政府重视了，我就知道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希望了。虽然『封城』前期，尤其是接管七医院的前十天，过得非常艰苦，但我们充满了斗志，只要问题暴露出来、重视了，再大的问题，大家齐心协力，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出身「黄埔将军县」的王行环，则把武汉抗疫按照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对战争周期的阐述，划分为四个阶段：战略准备期、战略防御期、战略相持期和战略反攻期。他必须像一个不动如山、侵掠似火的将军，带领中南医院 3000 多名员工，在这个没有硝烟却处处暗箭的战场上活着走下去。他们很早判断出了敌情，并尽己所能做好物资和动员准备，也反复向有关方面示警，但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在无数个偶然中必然地碾来；他们日常床位量不过 3000 张左右，与近万名员工的大医院相比体量仅是中等，但在武汉抗疫战中承担了最大救治量的任务，不仅将本院变成了整座城市最大的传染病医院，还以一己之力同时承担着四家医院的运行，最多时提供了 5400 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新冠病毒对人类的破坏力比战争还大，我们只能拼出一条血路来。」王行环说，其他人还在争辩新冠肺炎究竟是大号流感还是小号 SARS 时，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这次疫情当成大号 SARS 看待。「大家还是把它往小了看，它的流行性不如流感，致死率不如 SARS，但为什么不去想它的致死率 10 倍于流感、传染率百倍于 SARS？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不是季节性的，我们是按照五个月半年的持久战去做思想准备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在抗疫之初，与武汉市整体应对的添油战术不同，中南医院采取的是「车轮战」，将全院各科的医务人员轮流派上一线，各部门都有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很快就训练出一批精兵强将，在各个分战场迎战新冠病毒。「上级一有任务，我们的『人马』拉出来立即能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王行环说。
在经历十天无比吃力的防御战之后，2 月 2 日中午，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十号通告，对新冠肺炎确诊、疑似、发热及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进行集中收治和隔离，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集中到医院收治，疑似病人集中到酒店宾馆隔离，武汉终于走上了「分类隔离，分级筛查」「应收尽收」的正轨。
根据十号通告规定，确诊重症新冠肺炎患者须送定点医院入院治疗，轻症患者无法全部进入定点医院治疗的，须征用其他医院或酒店作为临时治疗区集中收治。然而，这些临时治疗区究竟是哪些，人们并不知晓。更重要的是，医院床位本就无比紧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见肘，酒店隔离点则不具备治疗条件，如何安置数量更为庞大的确诊轻症患者，成为当务之急。
尽管武汉市不断征用定点医院，床位不足仍是硬约束。1 月 30 日，武汉市卫健委披露，武汉市第一批征用的七家定点医院 2462 张床位已满；第二批三家定点医院约 1380 张床位开始收治病人，已接近饱和；第三批征用的 14 家医院改建完成后可提供近 5000 张床位，部分医院已提供 635 张床位。
这 4000 多张床位仍远不能满足病人的增加，真正让已经超载运行的医院缓一口气的，是 2 月 3 日开始兴建的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是一种以医疗方舱为载体、医疗与医技保障功能综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动医疗平台，一般由医疗功能单元、病房单元、后勤保障单元等模块构成，其中医疗功能模块又包括紧急救治、临床检验等设施功能。由于它机动性好、展开部署快速、环境适应性强等诸多优点，从战争急救到突发灾害、应急救援，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一位武汉市政府官员向财新记者透露，兴建专门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是 2 月 3 日上午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由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提出的。王辰表示，方舱医院是解决收治主要矛盾的现实之策，大容量的方舱医院既可以让病人得到系统的医学管理，让大量轻症患者通过必要的救治获得康复，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离作用，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而且相比其他医院，方舱医院不需要占用过多医护人员，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抢救设备，能够迅速建成投入运行。
整个会议为之暂停。当天下午，武汉市政府官员陪同王辰考察选址，最终紧急征用了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和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三座面积较大、空间开阔的公共场馆，建设总计可容纳 3800 张床位的方舱医院。
潘振宇告诉财新记者，2 月 3 日下午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一位领导通知中南医院接手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当天晚上，中南医院派出人员和施工单位一起改建洪山体育馆，「我在现场协助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建设，一直熬到凌晨 3 点多才回家休息」。2 月 4 日早上 9 点多，改建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然而，2 月 4 日上午 10 点，潘振宇接到消息，中南医院接手的改为第一批中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潘振宇很无奈，他们把快要改建完成的洪山体育馆方舱交给别的医院，马上又赶到武汉客厅。
中南医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高翔对财新记者介绍，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2 月 6 日紧急改造完毕，又花了一天安装设备，即交付中南医院管理团队，中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首席专家章军建教授带领医院 100 多名医务人员接管。此后还有来自广东、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和从福建、甘肃、安徽等省份驰援的十多支医疗护理队共 1100 余名医护人员，由中南医院统一协调管理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医疗救治工作。
陈小艳是中南医院外科的总护士长，此次担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A 区护理总负责人。她向财新记者介绍，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分为 ABC 三个舱，A 舱 614 张床位，B 舱、C 舱各 400 多张床位，一共有 1461 张床位。舱内每 12 个床位隔开成一个小舱，除了床位，还有治疗室、采样室、抢救室等医疗功能模块，还设置了图书角和公共活动区域。
将近 1500 张床位的医院，一天选址设计，一天改造，一天调试，2 月 7 日接收病人。如此庞大而紧迫的工程，前期难免简陋。陈小艳告诉财新记者，她从中南医院病区刚换到方舱医院时，几百张床位铺天盖地进入眼帘，她的头有点晕，心里「咯噔」一声，「这么多张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并没有底」。
刚住进来的病人心里更没底，几乎每个人都会拉着医护人员问个不停：要在方舱医院住多久，舱里医疗条件如何，有没有足够的医生，有没有氧气瓶、呼吸机，都发什么药，病重了能不能顺利转院，什么时候能出院……还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没有热水，抱怨厕所脏。陈小艳带着护士们尽量帮助病人改善居住条件，给怕冷的添棉絮、加电热毯，不想吃饭的，医护人员掏钱从舱外带东西给病人吃，安抚病人情绪。「硬件条件差，我们就用服务来改善。」陈小艳说。
陈小艳察觉到，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刚运行的几天，天气阴冷，病人们普遍情绪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动。为了活跃气氛，护士们动员病人下床走动，由护士们领着做呼吸操，新疆来的女护士们还跳了新疆舞，引来很多病人围观。医护人员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间的互动逐渐多起来，方舱医院的氛围日渐活跃。病人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帮助医护人员分发饭菜、抬水、清扫厕所，方舱医院慢慢变成一个医护人员和病人共同管理的社区。在很多方舱医院里的病人看来，住院的日子固然难熬，但相比 1 月底、2 月初那十几天在医院和家之间无望奔波的经历，方舱医院像一处平静的避风港。这里所有的病人都是同一种疾病，住着一样的床位，吃着一样的饭菜，医疗服务平等对待——即使有区别也是根据病情轻重，身份、财富、阶层，在这里都暂时不存在了。
2 月 23 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组织医护人员和病人举办「同舟共济，大爱永存」歌唱比赛。中南医院、广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及甘肃、福建和安徽的医疗队一起合唱《让世界充满爱》，病人也列队合唱《歌唱祖国》，然后大家一起高喊「武汉加油」。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医疗总负责人、石河子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程青虹告诉财新记者，病人准备得很认真，精神饱满列队表演，看得他一度热泪盈眶，让他坚信一定能够打败疫情。
3 月 7 日，人来人往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安静了，当日患者清零。据统计，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共收治患者 1760 名，高峰时期在舱患者 1434 人，实现了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治愈人员零复发。
3 月 10 日，武汉最后一座方舱医院休舱。在抗疫期间，武汉共建成 16 家方舱医院，实际投入使用 15 家，总床位超过 1.34 万张，累计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1.2 万多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王行环认为，方舱医院对抗疫战局攻守易势、掌握控制传染源和阻断传播途径的主动权发挥了关键作用，「惟一遗憾的是我们建晚了，如果在『封城』之际就启动方舱医院，抗疫形势会对我们有利得多。」
战略反攻：临危受命雷神山医院
2 月 8 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出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他曾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对武汉有很深的了解。两年后临危受命再返武汉，陈一新立即开展调研，考虑到病情紧急，他在微信群与各区负责人见面，吹响武汉「应收尽收」清零攻坚战的冲锋号。
为了确保所有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都得到集中收治，武汉各家医院不断扩大床位，武汉版「小汤山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发挥了「压舱石」作用。火神山医院自 1 月 24 日开始施工，2 月 2 日上午举行军地交接仪式，军队抽组 1400 名医护人员承担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编设床位 1000 张，2 月 4 日上午收治首批患者。雷神山医院则是自 1 月 25 日决定建立，编设床位 1600 张，2 月 8 日完成施工建设。雷神山医院原计划由武汉市属医院管理，但 2 月 8 日早上，武汉市领导通知王行环，由中南医院接管雷神山医院，王行环出任雷神山医院院长。
王行环告诉财新记者，2 月 8 日一早他接到组织任命时还颇感意外。「雷神山医院备受关注，2 月 7 日已经宣布了院长，武汉市属多家医院已经抽调骨干力量过去，而且即使市属医院人力不足要换大医院接手，中南医院也并不是武汉实力最强的医院。领导告诉我，是中央指导组点名要我担任雷神山医院院长，啃下这块硬骨头。」
王行环没有推托，上午 10 点多，他带领医院骨干人员赶到这座「工地上的医院」。当时雷神山主体建筑刚完成，王行环和武汉市政府领导在施工现场开办公会，1.3 万名建筑工人还在工地上加班加点。「我在工地现场规划办公区域，工人们一边不停催我让一让。」王行环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还记忆犹新。
彼时收治的压力依然很大，大量病人等待入院。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雷神山医院 2 月 8 日晚上就要接收首批新冠肺炎病患。作为医疗总指挥的王行环和一位负责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总协调人站在路边抽了一根烟，他问对方「你怎么看」，对方说：「这是一辈子都遇不上的大事，豁出去了。」
两人没有二话，采用边建设边滚动式开病区，修好一个病区，验收完就立即接收病人。当晚 A16 区接收了 29 个病人，2 月 9 日 A15 区接收了 40 多个病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七八个病区。修好一个病区，立即用隔离挡板挡住，挡板这边在收病人，另一边在赶施工进度。」王行环记得，有一次半夜，刚赶完进度建好一个病区，就有病人转运来了，「我们在里面验收，病人在外面等，验收完病人就住进来，一刻也没耽误，就这样持续了十多天。」
2 月 14 日晚，武汉风雨大作，雷神山医院尚未交付的病区屋顶被大风损坏，多处漏水。王行环连夜和施工单位商量修改设计方案，加盖了防雨屋顶。「现学现用，我都成半个建筑专家了。」王行环说，此后地漏堵塞、负压病房密封不稳定、空调漏水等问题，都在建设进行中不断改进。
袁玉峰 2 月 8 日也交接完七医院的工作，赶到雷神山协助王行环。边施工边接收病人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保证医务人员、病人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有施工队跟袁玉峰诉苦，问他能否停止白天转运病人，夜晚再转运。「他跟我说，白天转运病人，工人看到病人会吓跑的。可是晚上转运病人，会把医务人员和病人置于危险中。」后来双方共同商定，用挡板隔开尚未修建好的部分，边建设边收治病人。到 2 月 20 日，雷神山医院建成 32 个病区 1402 张床位，其中 30 个是普通病区，2 个重症监护病区。
彭志勇也被调到雷神山负责 ICU 病房。他告诉财新记者，雷神山医院第一个 ICU 病区的组建用了 3 天时间，第二个 ICU 病区只用了 36 个小时。「三天时间就在空白的基础上建好一个 ICU 病区，我是比较满意的。王院长又跟我说，压缩时间一天再建一个，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完成了。早开一个病床，就能多救一条命。」
在中南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彭志勇负责的 ICU 病房新冠肺炎病人死亡率在 20% 左右，低于 ICU 平均的 30%–40% 死亡率。彭志勇告诉财新记者，由于前期耽误了救治时间，进入 ICU 的新冠肺炎病人大多错过了早期治疗，呼吸衰竭问题很严重，救治的关键点在于对每位危重症患者进行精细化管理，什么时候插管、什么时候上 ECMO，都需要精细评估，错过时机就很难挽救。他的团队会以小时计算，精确掌握每位重症患者的状况，随时跟进抢救措施。王行环透露，包括彭志勇的 ICU 和夏剑的急诊 ICU，中南医院使用 ECMO 的救治成功率维持在 50%–60%，远高于 20%–40% 的国际水准。
包括中南医院的 466 名医护人员，陆续进驻雷神山医院支援的共有来自全国 9 省市、16 支医疗队、286 家医院的 3202 名医护人员，以及 660 名后勤人员，总计 3862 人。如何协调管理多样化的医疗人员，成为雷神山医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王行环提出雷神山医务人员零感染目标，院感防控是重中之重。雷神山医院院感工作小组负责人、中南医院质量与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朱小平主任护师告诉财新记者，在医院边建设边收治病人时期，医院质管院感组就按照「洁污分流、医患分流、人物分流」原则，迅速绘制了医院院感通道一览图和病房单元各类人员动线图，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区别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及污染区，科学规划医院布局，严密保护工作人员安全。与此同时，迅速搭建医院感染控制管理架构，成立雷神山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和感染防控工作组，制定院感管理指标体系、感控制度、工作流程、落实责任清单以及 55 项指标的《病区院感质量巡查工作标准》，对医护工作大道、休息室、物资通道、病区清洁区、治疗室、缓冲区及病区 7 个区域，从当日的防护用品配备、消毒隔离情况、医疗废物处置、保洁清洁消毒等 33 个内容进行督导检查，做到统一调度、同质化管理，保证院感控制管理各部门、各病区、各环节的协调联动，保障各区域同推进、同覆盖。
医疗队伍进驻，首先就是做院感培训。朱小平不是感控出身，她之前担任中南医院护理部主任，从事临床护理、护理管理和护理教学工作近 40 年，是湖北省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和武汉大学护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为做好院区全流程、全范围人群的感染防控工作，她邀请国家卫健委派驻医院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亿、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感科主任茅一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感部主管技师乔甫等院感防控专家，对 32 个隔离病区、2 个 ICU、手术室、检验科、影像科、药剂科的临床医护技人员以及保洁、维修、安保等后勤保障及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感控知识轮训。
「李六亿教授他们拿着大喇叭，选一块空旷的室外空地，给所有这 3800 多职工做培训，一个内容反复讲，全院前后做了 300 多场院感培训。」朱小平说，「在雷神山我们的目标是『打胜仗、零感染』，我们对医务人员和维修工人一视同仁，一个都不能感染。」
好在此时防护物资的产能已跟上，袁玉峰不再需要像在七医院那样，为每一个口罩和防护服紧巴巴做算术，但要操心的事情还是很多。如何建立规范化的治疗方案，把 16 支医疗队的医疗质量同质化，是工作的重点。「这是一个战时医院，管理既不能太复杂，但也不能太粗糙，医疗质量要保证。」袁玉峰透露，截至 3 月 24 日，雷神山医院共收治 1961 名病人，60 岁以上的病人占 60%，重症病人和危重症病人占 30%–40%。
3 月 25 日，雷神山医院首个病区清零；3 月 28 日、29 日，C7、C5 病区陆续关闭。1090 名援鄂医护人员完成救治任务。3 月 29 日，雷神山医院举行首批援鄂医疗队集中撤离仪式。王行环院长为撤离的医护人员颁发《抗疫工作证明》和雷神山医院纪念章，多名医护人员在现场洒泪。「我们与武汉人民一起并肩作战过，这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一名来自吉林的医疗队员告诉财新记者。
王行环告诉财新记者，截至 3 月 28 日，雷神山医院在院病人不到 200 人，还有 1800 多名医护人员继续「留守」岗位。「我们将奋斗到把最后一名病人送走。」王行环估计，4 月底雷神山医院将完成救治任务，胜利在望。
「这场战争，我们没有丢下一个战友」
3 月 27 日下午，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柳东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主战场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武汉市整体由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
同一天，中南医院本院在经过为期两周的深层清洁消毒后，恢复普通门诊，为武汉抗疫提供最多传染病床的中南医院逐渐恢复正轨。这家原本只有 3000 多张病床的综合性医院，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成为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传染病医院，开放了本院 1 号楼、2 号楼、3 号楼、4 号楼、7 号楼的 2000 多张床位，托管定点医院七医院，提供了超过 200 张床位，接管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提供 1400 多张床位，托管雷神山医院 1600 张床位，总计为新冠肺炎病人提供了 5400 张床位。
王行环依然坚守在雷神山医院，等着把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送出医院。在临时搭建的板房办公室里，有一张简易的行军床。自 1 月 3 日中南医院提前启动「战时状态」，他每天都绷得很紧，大多数时候睡在办公室里。
即使武汉抗疫胜利在望，他依然少有笑容。「事情何以至此？如果再来一次，我们能否防得住？」王行环向记者提出两个疑问，「我所说的不针对任何特定人，处理个别的特定人并不会对事情有本质改善。悲剧发生了，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希望若再有下一次病毒侵袭，我们能防得住，别让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王行环指出，新冠病毒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病毒，在中国早期如此，后来在欧美发达国家亦如是，种种教训一个不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新冠肺炎已经演变成自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人类历史上百年未遇的大流行病，破坏力和影响力比战争更大。」他总结道，「和平太久了，防控流行传染病体系缺少检验，政治家、专业人士和民众都放松了警惕。」
王行环说，预防传染病是个专业的领域，事关重大，应该避免外行指导内行。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建议，在省市级要专门安排一个副省长或副市长管卫生健康，这个健康副省 (市) 长应当第一学历是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有在医疗机构工作过的经历，各级卫健委主任也必须由专业人士担任，让懂卫生健康的人管卫生健康。王行环对此完全赞同：「这次中央指导组的领导多次跟我说，湖北省市懂卫生的政府官员太少了。」
真正的麻烦在于，类似的问题恐怕不独在湖北和武汉。武汉的疫情发生后，很多数学模型预计重庆、湖南、河南也将疫情大暴发，但这些地方都成功遏制住了新冠肺炎的蔓延势头，以强有力的筛查甄别、患者隔离、社区封闭和公共区域管控等群防群控措施，将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这三大环节完成得几乎滴水不漏。但王行环认为，疫情出现在武汉应属偶然，如果不在武汉，那么绝大部分地方前期不一定会做得更好；同样，如果武汉也只是输入地，那么它也不会比重庆、长沙、上海等城市做得差。
「传染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这次疫情中是深刻的教训，前期的轻视把小事放任成了大事，后期集中力量把大事给解决了，这样的惯性不打破，即使胜利也是一场惨胜。」他说。
回顾整场战争，王行环认为，前两个阶段 (战略准备期和战略防御期) 不及格，后两个阶段 (战略相持期和战略反攻期) 可称优秀，而战略防御期间的诸多被动与混乱，也是因为战略准备期对敌情侦察不明、重视不够导致物资准备和组织动员严重不足。
他很痛心，中国在 2003 年 SARS 期间已经吃过大亏，SARS 过后花很大力气建立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但经过这次新冠病毒检验，实战能力不行。「网络直报干扰因素很多，敌情通报被耽误了。」王行环认为，这个连敌情都听不到的系统，经过实战检验失败了，必须重建，「要尊重一线医生的预警，只要医生填进去，区、市、省、国家每一级都不能截留，不能受到行政干扰，要让一线医生有预警的权利。」
他进一步指出，「识别这个传染病并不困难，医院系统能识别，疾控系统能识别，国家专家组也能识别，为何这么多股力量汇聚在一起就识别不了了？因为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或者说大家都要负责，到最后就变成大家都不负责。应该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自责任的界限。出了事，按照法定职责处置。」在早期，中南医院因为预警多次被批评「政治站位不够」，王行环认为，真正的讲政治应当是利国利民，「我觉得不利国不利民才是不讲政治」。
此次令王行环颇感遗憾的是，虽然中南医院很早就在急诊、ICU、感染科建立隔离病房，但对普通科室的防控仍存在疏忽。1 月中旬，肝胆外科收了一位胆囊炎病人，该病人入院时不发烧、不咳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因此没有给他做不明原因肺炎的筛查，但三天后那位病人出现发热，感染了肝胆外科的 12 名医护人员，其他科室的 4 名医护人员因到肝胆外科会诊和参加多学科疾病讨论也先后感染了。一位早期无症状的肝胆外科病人一圈下来感染 16 名医护人员，泌尿外科、神经内科、妇产科、骨科等科室的医护人员，也有被早期无症状病人感染的情况发生。
王行环透露，中南医院全院 3900 名员工，有 100 人左右感染，其中包括本院的保安、保洁等。「只要为医院做出贡献的人，医院都给予同样的照顾。医院对感染的职工开辟了专门的病区，精心照顾。」
他说：「我很庆幸，这场战争我们没有丢下一个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