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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奋斗有用吗?在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之后,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我家小区的保洁老赵,来北京打工了23年,60岁时却没法退休。他未来的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为止。
他这代农民工,也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生于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但这8600万余人到晚年,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是河南驻马店人,2000年来到北京,那年他32岁,看过门,做过绿化,2007年来到我们小区做保安。如此又过了10年,49岁了,还没攒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暖气、夏天潮湿发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当时在报社实习,需要出一篇农民工的稿子,而老赵是离我最近的农民工。
“我7年没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2700。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临走他叮嘱,“这几句话你千万不能删”。
不止这几句,关于老赵的整个部分都被删掉了,原因是“负能量”。老赵不符合我们对于农民工生活的美好愿景,但这个人群的实际处境,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更糟。
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了一项研究。她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后如何维生。我在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无数老赵——
当我们热议“延迟退休”,担心60岁不能休息,他们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当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领到3000元退休金,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
他们都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还不到5万元;
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上学,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他们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不得不继续努力工作,但结果是,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1993到2005,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工资提高了1260元,而农民工的增长幅度是:68元。
他们并非不努力,但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仇凤仙最后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他们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临的困境惊人地相似,这或许是一个社会中,弱者们常见的命运。